然而，在人类的想象和对未来的预测之中，机器人在各方面均能够媲美甚至超过人类，其不仅可能获得主体地位，甚至可能会成为人类的主人。

也有学者称平衡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之一，平衡论不能体现行政法的特色，这是平衡论没有立场的另一个表现。这就是罗豪才教授公域软法之治理论的真正关切所在。

[6]参见应松年、方彦、朱维究：《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法规范结构总体上存在的失衡问题。正是这样的活力，让罗豪才教授先后提出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行政法平衡理论和软法硬法混合治理理论。[19] 第三，软法主要有四大类规范。与平衡论的提出紧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行政管理改革和《行政诉讼法》制定等现实需要不同，罗豪才教授软法之治理论的应运而生，更多是在公共治理理论的影响下完成的，比国内改革的实际略超前了一步。

之后，主张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就顺势而起。比如，保权和控权之争已经不复存在。[76]参见注[64]，杨解君文，第3页。

从司法的角度看，将诉讼塑造成为规范的理性沟通平台，能够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参见桑本谦：《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第3-15页。当缺少法律规范时，可以诉诸法律原则。实施主体的知识水平直接影响执法、司法的水平，也影响着守法者对法律及其实施的接受程度。

针对典型现实问题，诚信实施原则中至少包含三个具体原则。1.法律全面实施原则 全面实施，即法律执行、法律适用和法律遵守不能偏废，实施主体不能无理由地任意选择实施。

其方法大多是变换行为主体、标的物或者行为类型。[70]应当承认，舆论总有其形成的社会基础。[27]有学者将其称为法治实践系统并开展了专门论述，参见龚廷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法治实践动力系统》，《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5页。基于抽象性、普遍性、概括性、特殊性以及回应性五项标准，从前述法律实施的内涵、特性与目标出发，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来我国法律实施的实际情况和所遭遇的问题，笔者尝试提出法律实施的六项基本原则。

法律实施对人的依赖性首先体现为对主体法律态度的依赖性。而法律的上述问题又几乎都是、也往往只能是在实施中才得以暴露。[82]可见，平等实施是法治的最大公约数之一，[83]是实现法律公正性的基本保证。如果行为人恶意规避法律或策略性地选择守法，其行为还违背了诚信实施原则。

[104]参见张千帆：《公共利益的构成——对行政法的目标以及平衡的意义之探讨》，《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5期，第5-18页。正如富勒所言，简约性是法律的内在美德之一。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程序是法律实施的关键。这意味着法律与社会现实的非兼容性可能会更高。

[124]可见，那种认为法律在实施结果上是理想的，法律规制下的社会必然会形成良好秩序的观点，不过是泛法治主义[125]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法律是公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基础。刘鹏：《法律实施的基本范畴论纲》，《江汉论坛》2017年第6期，第129-135页。从具体的实施主体来看，法律实施的成本往往表现为其所承担执法、司法的工作量，还包括实施法律时面临的风险。2.法律实施与社会规范兼容原则 即使在确需实施法律的情况下，也要遵循规范兼容原则。就主体而言,公民守法的原则是可为法律未明文禁止的行为。

[127]See Christine Parker,Reinventing Regulation within the Corporation: Compliance-Oriented Regulatory Innovation, Administration Society, Vol.32,No.5（2000）, pp.529-565. [128]同注[126]，第4页。虽然不同的法律、法律中的不同规范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或有不同，如对于公法而言，法律能否实施、实施的程度与效果就高度仰赖于法律实施机构的正常运转，但所有法律都具有资源依赖的一般特性：不仅硬法要依靠资源，软法的实施也要依靠资源，[37]只是依靠的资源类型不尽相同而已。

行为人只要通过技术程式来开展具体活动，就没有选择余地，守法将通过技术程序自动达成。[64]有研究指出，应赋予公民出于道德良知的判断（或特殊行业的执业者出于职业道德）而故意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权利。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向法律实施移转。因此，在法律实施领域，必须确立诚信原则，使法律实施无论在微观还是中观层面都向着法律的目的推进，防止其沦为达成非正当目的的工具。

[142]此类软法实施方式值得进一步探索。李俊峰：《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这里的知识不仅包括法律知识，还包括社会知识。[113]参见戴昕、申欣旺：《规范如何落地——法律实施的未来与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现实》，《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89页。

道德上的协调为社会上的所有相互作用提供了方便。第二，从社会秩序的维护或实现角度来看，社会秩序也是多维度的。

六项基本原则及每项基本原则内在的若干具体原则形成了一个原则群落。但依法实施原则强调，法律在实施中仍应始终坚持以法律为准绳，防止舆论绑架。

[142]参见孟强龙:《行政约谈法治化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99页。[28]参见黄卉：《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读书》2008年第11期，第35-42页。

众所周知，法律实施是亚里士多德法治论的两个构成要素之一：法治的含义就是制定好的法律，并严格实施这种法律。[43]参见林彦：《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清华法学》2012年第2期，第59页。[92]王启梁：《不信任背景下的权利意识生长》，《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102页。[40]有研究将其提炼为六个部分。

[23]参见张波：《助法行为及其价值研究》，《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第160-166页。[102]参见王军:《法律规避行为及其裁判方法》，《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647页。

[14]参见肖强:《法律实施学刍议》，《法学杂志》2017年第1期，第19-29页[24]这里的手段既包括劳动的发展，也包括科技的进步等要素。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生活，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另一方面，要加快法治发展进度，加大法治改革力度，提升法治现代化水平。